质量从哪里开始?答案往往出乎意料,简单地说,质量从设计师的创意开始,设计是质量之母。 以机床为例,中国与德国机床差距巨大,自然不必说。然而令人难以置信的是,这个差距的距离,在以精度为王的机床产业界却并不清楚。 中国机床的可靠性,一直被业界诟病,成为质量最大的软肋。机床的可靠性,主要就是三个特性(静态特性、动态特性和热特性)在起作用,而机床的切削性能,则主要取决于动态特性。正是这个动态特性,几乎被国内机床界所忽略。这个看似“ 疏忽” 的根本原因,其实是来自中国缺乏对于基础机理的研究,对机床特性的工程数据库积累不足,从而无法对这些尺寸机型正确标定。工程化经验不足,也没有行业共性技术的支撑,这是中国机床界的一个重大缺陷。在德国,动态特性是机床设计的重点考虑议速。在有着丰富设计与制造经验的德国机床界,一直有来自大学院所各种实验的大力支撑。德国斯图加特大学的机床所,曾经对几十台机床进行一一测试,每台机床测点两百多个,形成德国机床设计的内部指南。而国内机床企业的技术人员对机床动态特性基本没有概念,设计机床的时候往往更注重定位精度等静态特性指标。这种观念下的中高端机床,质量自然不容易靠谱。 然而令人惊讶的是,中国机床产业居然从来没有国外机床的工程参数数据库,对刚性、频率等事关质量要害的关键参数,基本都是凭着经验办事。设计理念,基本停留在三四十年前的水平。而且,即使知道哪些参数重要,也缺乏计量检测的方法。这让近十年多蹒跚不前的机床界,出现了自我收缩的内卷趋势。当然,也有默默的突破。上海理工大学的一位教授,跟德国机床界合作二十多年,已经建立了可量可测的设计理念和计量方式,对机床的动态性能将是一个巨大的促进。中国机床要改变落后的局面,第一要务就是设计理念翻身。没有设计思维引领,即使零部件的短板补齐,工业强基任务完成了,整机依然造不好。飞机设计,也是如此。空客在2019 年接手庞巴迪飞机后,将原有的C 系列改造成A220 ,但这款130 座的飞机,其实跟空客A319 的座位数量基本相当。为什么仍然要上马呢?因为A319 (130 座)是A320 (150 座)基本型的缩短版。它的优点是研制成本低,但缺点是每一个客座的基本结构重量不如基本型的低。正如GL8 商务舱7 座,考斯特的10 座基本型号也可以改成7 座,但运营成本却完全不同。缩短型飞机都是背着一些死重量在飞行,大马拉小车,费用很高。既然A220 的设计,是直接专攻细分市场,会使得A318 /A319 等机型都无法竞争。 这些细节,让人对设计差异带来的产品竞争力大开眼界。一架A319飞机重量近60吨,却会因为20个座位而精打细算,反推设计源头,甚至重新引进机型。苹果的产品令人惊艳,它的质量感受,总是让用户带着一种陌生感。这背后就是设计师的极限思维。苹果设计师每一次设计,可以说都是对全球制造界出了一道难题。当苹果手机采用铝合金外壳而需要镜面加工的时候,全世界的机床产业几乎没有一家准备好。这种设计理念,将制造推向极限,却让用户意外地惊喜。上通五菱的宏光Mini电动车,作为国内新能源销量第一的车型,到今年五月份,宏光MINIEV上市270天就累计销量破27万台。这背后的设计理念,才是真正的王道。首先它提前预设了“没有补贴也能赚钱”的目标,其次它在试车过程中果断地将定位从老头乐切换成青春迷。销量来源于对用户的深度倾听,设计师的神笔,这才是质量的最高境界。设计思维,决定了产品的高度。 七问:高质量是不是很昂贵? 去日本工厂参观,最大感触是工厂的陈旧。无论是三菱电机的PLC 生产线,还是冈本平面磨的机床厂,满眼的设备,往往并不先进。现场只是整洁,人员很专注。要看现代化崭新的机器,在中国车间比比皆是。这个问题,并不是今天的新现象。早年戴明就指出,许多自动化与新机器,反而是低质量与高成本的源头。而在丰田生产现场,很少依赖最先进设备,而是充分发挥现场员工,以团队形式的“ 集中生智” 来消除无用功,消除浪费。 这意味着,全新的设备投入,往往是最笨拙的方式。很多工厂迷信自动化设备,认为技术升级能够显著改变质量。大野耐一最讨厌的想法就是“ 只要导入新设备就能提高效率 ” 。不花钱,是大野的宗旨。美国质量大师克劳士比则干脆地说,“ 质量免费” ,这甚至写成了一本书。工厂现场,动动脑子就可以大幅度提高质量,降低成本。如何以最低投入来实现,做到极致,就可以做到利润最高。这正是丰田生产TPS 思想的基本机理,将制造能力放到手心上呵护。制造永远会存在浪费,因此制造只有更好,没有最好,让投入极小化,就能实现利润最大化。 依赖设备,往往是一种懒政思维。质量首先是思维,其次是组织,第三才是技术。以新技术突破质量陷阱,不过是管理者质量懒政的一块遮羞布。 八问:中国质量是否需要时代的反思? 任何一个国家的制造,在落后的状态中,都需要对质量进行厚重的反思,才能大踏步赶上去。 美国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,对日本质量进行了深刻的对比。当时美国的汽车、电子等许多制造业的市场,都在被日本侵蚀。尤其是美国最引以为豪的汽车工业,也被日本丰田、本田汽车等横冲直撞。1970 年美国人几乎买光了底特律生产的大部分汽车;而在1990 年日本汽车已经在美国市场销售几百万辆。本田、丰田、日产、马自达的汽车,已经在美国市场牢牢站稳脚跟。 这对于美国人二战以后确立的自尊心是一个极大的伤害。 如果日本能,为什么我们不能?美国NBC电视台在1980年发出灵魂拷打般的“质量之问”。 为了扭转这种偏见,当时美国工业界、学者认为必须正视日本制造的崛起,向日本致以师傅的敬礼,才能真正提高美国制造的能力。NBC电视台的这个报告,正是在这个大背景下而产生:它致力于把质量大师介绍给美国的职业经理人们。 NBC这篇关于“质量革命”的大报告,详细地描述了日本如何跟随戴明的“持续改善”的建议,“将制造当做一个系统 ”而不是局部的零碎改进。这个长达14小时的纪录片通过文稿、采访、案例研究和应用演示,非常详细地描述了戴明的质量方法和质量观。 本来也是价低质次的代表,日本货如何在美国市场日如中天、长驱直入?美国进行了深层次的追问,这才惊奇地发现:原来日本质量的背后,也有不少美国人。这个发现,使得质量大师戴明一鸣惊人,不再是墙内开花墙外香,美国制造从追随戴明理念开始。 通用汽车走上与丰田汽车合作的道路。丰田似乎不太喜欢过度的自动化,而是一直把人的价值最大发挥,放到第一位上。这深深地影响了通用的总裁Roger Smith ,他几乎是立刻迷恋上日本的丰田体系。通用汽车放弃了很多自动化项目,转而将精力集中在精益管理上。在新建的“ 土星” 汽车工厂,只设置几道有限的生产工序,工人都是多面手,而不是福特主义的精细化分工下,一人往往只做非常有限的工序。而工人待遇,也彻底打破了时薪制,采用了与产量和销量挂钩。总之,通用汽车试图通过建立单一的日本风格的工厂,来学习全新的生产体系。 福特在这方面表现的更加出色,为了学习日本马自达的生产体系。福特不仅购买了对方一定比例的股份,还聘请来戴明作为公司的顾问。与通用汽车不同,福特并不要求单独部门发生变化,而是采取了戴明的“制造就是一个系统”的视角,推动整个企业向精益生产的目标迈进。 底特律的汽车制造商们,用了一代人的时间,才真正理解日本人所崇拜的精益生产。而随后采用这种生产体系的戴尔电脑的崛起,向日本学习掌握生产的精髓,已经蔚然成风,俨然成为美国所有制造业的标配。 从“ 质量之问” 开始,美国整个制造业的活力,都被激发了。中国制造也必须要建立对自己质量体系的叩问。只有经历了全方面的审视,我们才能更清楚中国质量的困境、缺陷和重生之地。中国制造,质量问题可以说是堆积如山,但解决思路则基本是愚公移山,任之由之。无论是精益系统,还是质量体系,都是零零散散地由一些微小型的咨询公司,在收拾河山。他们站在一个大粮仓前,像小鸡啄米一样地收拾一点点质量的残渣。没有全民质量意识的苏醒,质量不过就是一道爱解不解的谜面游戏。 中国制造需要一个系统,这要等待一场宏大的质量革命,而在此之前也需要一场宏大的全民质量反思。质量定定神,中国制造才能更有把握,攀登高坡。 戴明在《新经济观》一书中,强化了“质量是新经济纪元的基础”这一关键性命题。而在当下,中国制造,正在迎来一个全新的关键节点时刻,何时我们能够进行一次深刻的“质量拷问”?这样的问题,中国制造界需要决心用未来的二十年、三十年来实践来作答。 九问:质量思维,翻篇了吗? 在中国,质量问题最为老套。这几乎是一道被作死了的作文题。没有新意,没有惊奇。谈质量思维,像是一件奇怪的事情。 然而,即使是在丰田这样七十多年前就开始考虑质量的公司,漫长的战役,至今还在继续。大野耐一的徒子徒孙们,依然精神抖擞地奋斗在现场。这意味着,质量像是一尊谁都请不走、日日要上贡的现场之神。 中国的情况,则让新质量思维,更加迫切。 中国近几十年的快速崛起,让人见识了一个快速演进的消费者市场。而这背后,则是制造供应链的进步。中国工厂,同样在剧烈变化,释放出完全不一样的工厂现场的需求。 欧洲新市场少,工业品比较稳定,工厂现场变化速度比较慢。但中国市场演变太快,对新产品要求特别旺盛。 如智能手机的崛起,在诺基亚时代,手机只有通讯功能。而智能手机,功能大幅增加,倒逼工艺创新,彻底地改变了工厂的供应链需求。全球90% 手机制造在中国,这就产生新的供应链大跃进的机会。最初的苹果手机给机床行业出了一道从未有过难题:跟航空飞机翅膀的精度要求相仿,但产能比汽车的批量还要大。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加工机床呀?并不起眼的北京精雕抓住这次机会,快速在3C 电子发展起来。而此前,精雕作为一个广告雕刻机,根本没有被机床界放在眼里。同样3C 电子的升级速度很快,要求产线也要快速换代。作为自动化气动元器件,以前两个月供货周期就足够,而现在需要2 周就交货。这些都给工业现场,留下了波澜壮阔的机器升级的机会。全新商业形式的运转,工厂需要跟得上激烈的变化。中国制造,正是面临着这样的动态需求。 可以说,这几年新国货的崛起,无论是小米生态,泡泡玛特盲盒,还是贝医生牙刷,蔚来电动车,还是仅次于亚马逊排名第二的女装电商希音,背后都是强大的供应链,所拧成的质量保障。每一个优秀的产品,背后都是一条强大的供应链,和一套质量保障体系。这是在中国制造独一无二的土壤,所绽放的质量之花。 同样,对于其他漫长的制造门类的演化,新能源产业简直就是从天而降。光伏产业用了十年,就完成了全球性的产业淘汰,确立了中国制造的霸主地位。动力电池,同样用了十年时间,也挤进全球产业前列。尽管昔日的尚德、英利等已经成为先烈,但隆基光伏、宁德时代都已经成为超级企业。而造车新势力,也甩掉包袱,全力奔袭以前只有百年资格的老牌企业的赛道。大象群里,迎来了小恐龙般的猎食者。 与此同时,工厂的数字化技术,也使得数字化质量,迎来了全新的实践。数字化技术带来了质量数据形态的变化。以前用螺旋千分尺、卡尺等测量,测完需要手工记录。而现在都是电子化,很多卡尺都是自动记录,无线传输到电脑,实时数据保存、异常判断和汇总,直接进入测量数据库。 这些现象,都不曾是以前质量大师,所遇见过的。戴明最担心的“ 由于恐惧而形成人为数据造假”“ 有恐惧就有假数字 ” 会掩盖质量恶化的苗头,已经完全不复存在。实际上,在2000 年前后面向设计的六西格玛DFSS 提出来之后,二十年质量理论并无太大的突破,而这二十年,正是物联网和数字化技术快速拉升的时候。 更大的质量挑战在于,质量进入了一种体验经济的时代。由于体验而形成的用户满意度,成为质量最有力的基石。特斯拉电动车在知名汽车咨询机构J.D 。Power 的全球质量排名中名次垫底,刹车不灵等极端事件也屡屡困扰着特斯拉,但这些依然不影响它成为全球电动车的霸主。这意味着,用户对产品的质量意识,正在增加全新的维度。开阔的中央大屏、讨巧的自伸缩把手、自动掀背式车门这些以前只有豪华车才有的体验,让用户对质量的关注度发生了变化。作为制造商,必须读懂这一全新的“ 体验质量” 。传统的一致性、可靠性等质量概念,依然很重要,但新的变量也在形成挑战。 数字化正在让质量管理的理念,变得生动和丰富起来。在工厂,它能让只狼异常最大限度地显性化,而且可以快速处理,甚至自动启动预案。越早越快发现,质量损失越小。数字化做到了这一点,但质量理论暂时还没有跟上。中国作为数字经济的大国,万国装备的现场,迎来了质量创新的最佳时刻。新质量思维,已经是时代的呼唤。中国消费者的基数、中国作为世界工厂,天然具备了“ 新一代质量” 诞生的沃土,但是否在这里诞生,还需要更多的努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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